BOB《交学》是由上海交通大学主管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编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类学术期刊。其创刊于2010年，最初采取以书代刊的方式出版了两卷，2012年正式获得许可后改为期刊出版发行。

　　2023.(2):5-5

　　《立法法》再次修改是新时代立法工作的一件大事。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的《立法法（修正草案）》，BOB体育贯彻落实习法治思想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对标第五次宪法修正案和法治国家建设的立法要求，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为什么立”“立什么”和“怎么立”的问题，体现出坚持以习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改革和立法的辩证统一等理念原则，已经具备了很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要进一步健全立法体制、完善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效能，还需推进夯实优化科学、BOB体育民主和依法立法，切实发挥人大主导立法的作用，建立高效的立法工作协调机制，建立系统的立法论证咨询机制，建立智能化的立法信息技术支撑体系。在此基础上，贯彻吸收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和最新立法成果，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完善授权立法制度，确立设区的市的立法主体地位，完善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完善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2023.(2):6-19

　　修改《立法法》，应当确立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立法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将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立为立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对《立法法》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明确规定做删改，似乎与二十大报告和习的重要讲话不符。立法要弘扬核心价值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应有之义，可以不做规定。对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不宜在法律条文中多作规定。《立法法》关于授权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法律部分规定的适用之规定，大体是适当的，如果再扩大范围，容易产生风险和弊端。2021年修改的《地方组织法》，已为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和开展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立法法》不必再对这两类事项做规定。法典编纂的事项，也不宜作为法定的要求予以规定。本次《立法法》的修改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2023.(2):20-30

　　中国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蕴含着对立法工作的系统认识，承载了党对立法工作的探索经验。百年之中，立法实践和理念不断适应革命、建设、改革的需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和改革关系的观念更新，立法深度嵌入依法治国体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理念凸显，“良法”与“善治”的互动也日益加强。百年的经验表明，立法应符合我国政治体制、彰显民主价值、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与时俱进、树立系统思维。

　　2023.(2):31-45

　　部门规章制定主体应满足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和维护政令统一的宪法要求。现行《立法法》第80条第1款虽合乎宪法规定，其规范效力却面临挑战。一是在规章制定权的设定上，单行法授予规章制定权与该款形成“双轨制”，不利于法制统一。二是该款规定的具体范围有待完善，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党政合署机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和直属特设机构制定规章的法律依据亦需明确。当前，应遵循宪法所确定的原则，通过修改《立法法》扩大部门规章制定主体的范围，并明确法条授权的功能在于提供事项范围上的依据，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体系。据此，《立法法》在条文设计上需要增设党政合署机构规章条款，并调整国务院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的表述。

　　2023.(2):46-58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第3款所确立的个人信息转移权将信息传输关系限定在信息处理者之间，有必要对第45条第1、2款规定的复制权进行扩张解释，证立出可维护个人积极地位的个人信息接收权。个人信息转移权与个人信息接收权构成了完整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在权利内涵方面，应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整体法律制度安排和可携带权的创设意义，从权利主体、义务主体、BOB体育权利客体、法律效果和行使条件等角度解释分析此权利。在制度体系建构方面，可携带权彰显了数据共享体系中的个人主体地位，其制度构建应当以场景为依托、以试验为理念不断完善和调整；其中，持续性携带模式和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对于权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2023.(2):59-73

　　“算法控制”描述的是平台应用算法控制劳动力与劳动过程的用工事实。对“算法控制”进行从属性检验，人格从属性的检验要素可从指示与服从、监督与惩罚、考核与薪酬方面考察；经济从属性的判断可从经济依赖性和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角度展开；对于利用算法实质实施劳动管理的平台，应认定其用工关系具备组织从属性。以“专送骑手”为分析样本，“算法控制”揭示其存在“共同雇主的劳动关系认定困境”。对此，规制重心应从“劳动关系”转向“劳动权利”，将共同雇主管理下用人单位如何归属的难题转化为共同雇主内部的用工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平台处于平台用工生态的关键环节，控制核心劳动条件，应承担“守门人”责任。“从‘劳动关系’到‘劳动权利’”之提倡，强调对具有一定程度从属性的平台从业者予以相应劳动保护，对其他类型平台用工的劳动保护研究亦具有方法论意义。

　　2023.(2):74-88

　　反垄断监管是一种典型的事后监管，表现为禁止性规范为主的立法模式、合理原则为主的分析模式和消极性义务为主的救济措施，应用于平台监管中存在滞后性、威慑效果不佳等不足，反垄断法内部变革举措的实际效果也较为有限。相较反垄断监管的事后属性，事前监管通过创设积极性法律义务，实现对垄断结构引致不可逆损害的风险预防。为避免“假阳性”错误，引入事前监管须证明细分市场存在高而持续性的进入壁垒、欠缺有效竞争的动态趋势、事前监管收益大于成本三个累积性标准。平台事前监管的总体目标是推动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回归，监管主体上成立专门事前监管机构并且采取合作制监管架构，监管对象的选取遵循“相关市场分析+显著市场力量确定”的基本框架，监管措施包括服务互操作、开放特定数据、平等对待不同主体提供的服务等。与反垄断监管的衔接包括建立分工监管的机制和可反驳的违法推定规则。

　　2023.(2):89-103

　　为避免均衡性原则适用的模糊抽象，具体化成为学界共识，量化方法颇受关注。阿列克西设计的“权重公式Wij”的影响力较大，发挥着定序量化分析的功能，但公式的适用范围受限及构成要素的赋值不当，降低了其应用价值。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构“权重公式”的适用框架，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能强化公式的适用能力，使量化过程更具客观性。在以利益为核心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权利”作为公式的适用对象，经必要变量的逻辑改进，“权利”的保护强度作为公式的构成要素；经济学上的价值及“权利”的损害导向确立公式的量化基础，继而“权利”能实现货币等价或价值评估。尤其基于经济学的替代理论，“权利”之间构成了新的权衡模型：“权衡公式Bij。”在“权衡公式”的结果判定上，Bij≥1，手段不符合均衡性，不应改变“初始状态”下“权利”的比例关系；Bij＜1，手段符合均衡性，且尽力选择使Bij值更小之手段。“权衡公式”兼具体系化与精细化分析能力，保持了严密结构和强操作性，为更普遍的实践应用提供新思路。在“权衡公式”与成本收益分析的关系上，它是一种融合成本收益分析的均衡性判断。

　　2023.(2):104-118

　　司法解释允许第三人在二审中申请参加，但调解不成将全案发回重审，以此保障第三人的审级利益并强行合并裁判，却不能兼顾程序效率与安定。其原因在于我国实务试图折衷苏俄与大陆法系模式但忽略了其关键设计： 苏俄民事诉讼虽然奉行第三人参加后本诉必须重新审理的原则，但禁止一审判决做出后的参加申请；大陆法系普遍允许诉讼终结前申请参加，但奉行本诉继续审理的原则。现行立法未限制二审参加，我国应当放弃重新审理模式，采纳本诉继续的原则。参加之诉应当由一审法院专属管辖或者由二审法院移送管辖，二审原则上应中止本诉等待参加之诉确定，或者在参加之诉也到达二审时合并审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一般受到被参加一方当事人诉讼状态包括二审失权的限制，但如果同时受到既判力、执行力或形成力的扩张作用，二审中仍可以实施与被参加一方当事人不同的诉讼行为。后诉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可以基于其诉讼实施的缺陷排除参加或预决效力，恢复主张及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2023.(2):119-133

　　由于施米特并未准确地将其1933年《法学思维》中的“决断”限缩为1922年《政治的神学》中的“狭义决断”，BOB体育并无限放大了司法裁判之中的非理性因素，最终导致了其决断论以“广义决断”侵蚀了其具体秩序论，从而导致施米特否定了自己的具体秩序论。经由对施米特“狭义决断”生成史的考察，可通过区分制宪决断、其他纯粹决断与宪制决断的方法来化解困境。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是宪制决断的背景，通过对施米特与卢曼思想的比较，借鉴卢曼的组织决策理论，可将宪制决断区分为法律系统中的司法决断、政治系统中的行政决断与立法决断三种类型。在我国宪法语境下，制宪宣示可明确我国宪法中的宣示内容、宪法修改与制宪权的关系，以及明确维护国家安全决断的定位，从而被兼容地应用于我国宪法语境之中。

　　2023.(2):134-147

　　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合同性，在行政协议解除制度中具体体现为直接适用行政优益权模式和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解除权模式。行政优益权应当具有地方行政程序规定、办法或者特定领域单行立法的明确上位法基础，并且遵守行政协议解除程序和正当程序原则。《行政协议规定》第27条第2款规定了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的要件，不过仍然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应当如何选事法律规范并进行修正；第二，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解除案件时应当从两种解除权中择一适用还是共同适用；第三，何种法律规范应当优先适用。《民法典》第533条的情势变更和第563条的法定解除可以作为民法上解除权的规范基础，不过需要根据行政法的规定进行有条件的修正。《民法典》第565条的通知解除程序规范也应当在适用民法上解除权时被参照。两种解除权构成权利的竞合，行政机关从中择一适用即可，并且应当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规范。BOB体育

　　2023.(2):148-161

　　示意图、实物模型、计算机模拟品等“辅助说明材料”常见于近年的法庭审判之中，这些特殊的诉讼材料对案件事实不具证明力，仅有解释、说明功能。我国学者受美国证据理论影响将此类材料通称为“示意证据”： 或是将其与“示意证据”直接等同；或是将其视为“示意证据”的特定种类。但辅助说明功能不等于示意功能，不能将辅助说明材料等于示意材料；此类材料也非证据，冠以“示意证据”之名不符合现行法。应当在我国的证据法体系中赋予辅助说明材料以独立地位，并根据我国法律的特点构建相应的法庭运用规则。

　　2023.(2):16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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