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西南政法78级学生学毛主席著作，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中国法学领域的中坚力量

　　1977年恢复高考时，只有3所大学的法律系招生，即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招生人数为223人。到2007年底，中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达613多所，招生人数10万余人。

　　1978年之前，只有商务出版社出版过“两部半”法学译著，即梅因的《古代法》、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狄骥的《宪法论》第一卷。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法律翻译书籍的出版达到了繁荣的程度，大量的西方法学译著进入国内，几乎和西方出版同步。这种情况如同当年梁启超说日本翻译西方人的书，大意是，西方的作者刚刚杀青，日文的译本就在书店中能看到。而学术著作由过去的一年不超过100本，到现在每年超过800本。

　　1978年，法学只有一些内部出版物，现在基本成为权威学术期刊。翻看当时期刊的目录可以发现，其研究水平很低，现在的常识问题在那时都是重要研究。

　　学位设置也是从零开始。至2007年底，设置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达613所，并有权授予法学学士学位，全国有法学硕士学位点520个，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80个，30所高校和一所科研机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设有博士学位点。与此同时，与学位制度相衔接的法学学科博士后制度也初具规模，已经建立起11个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BOB体育。

　　数据的比较只能说明法学教育和研究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法学重建，法学人对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影响。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说，学习法学的人其实即便在中国学习也是相当于出国留学。钱先生的意思很容易理解，知名学者认为，一直以来，在中国的课堂上，除了老师使用的语言是中文外，讲的内容全部是西方的。

　　可以看出那时的法学也颇受重视，事实上1949年前中国法学教育规模并不小，法学人才也层出不穷。根据《中国教育年鉴》的记载，1947年政法系科的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4.37%，而到了1957年，这个比例居然下降到了1.87%。此后更是一路下滑，直到“文革”期间的全面停办。

　　至于专业教育，介绍，我国“文革”之前的法学教育，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基本上变为一种非常淡化法律的情况。60年代的时候，中国仅有的一些教授法学的教师都归到一个教研室，某些政法学院通常把法学专业的所有教师都归到一个业务教研室里，法科学生基本都在学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此同时，法学科在大学间还进行了较大规模调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曾宪义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也是最早的正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1952年~1953年，对过去大学政法教育机构进行了调整，后来逐渐形成了“五系” 、“五院” 的法学教育格局，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BOB体育，以及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和西北政法学院。

　　这次调整的结果是以苏联的大学为范本确立了教育体系、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内容，初步发展了新中国的法学教育。但是随着1957年以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文革”十年，法学教育受到严重冲击，“文革”时期政法院校停办或撤销建制，综合大学的法律系也只剩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吉林大学法律系，1973年起招收了为数不多的工农兵学员。

　　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三所大学招收法学专业的学生。1978年扩到5所高校，增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和西南政法学院（现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

　　随后法学教育发展比较快，是与有关。曾宪义说，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法学教育逐渐受到重视。在《目前的形式和任务》中指出：“现在我们能担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专业警察，起码缺一百万。可以当律师的，当法官的，学过法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

　　在此背景下，各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中的法律系或法律专业开始迅速恢复和重建，并陆续恢复招生。到1980年全国已有全日制高等政法院系23个，1983年底达到35个。

　　从1978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是法学的恢复和重建阶段，百废待兴。而法学在30年前最初恢复高考的时候并不是热门专业。

　　参加高考时，根本没想过报考法律系，1978年他报了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当作家是他从中学起的梦想。刚过重点分数线的却调剂到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 一所他没听过的学校，一个不了解的专业。

　　其实的“阴差阳错”是有原因的。这年西南政法学院在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下恢复招生，当年全国法科专业招生人数是729人，西南政法招364人，是其他4所院系的总和，招生范围涉及到全国20多个省市。笑说，如果当年不是进了西南政法，现在一定在山东某中学教书，可能会是一名受学生欢迎的语文老师，在课余时写写文章，发在省市报刊的副刊上。

　　进入到西南政法学习的大多数同学不像那样不了解法律专业，但显然也是懵懂混沌的。现在西南政法78级中的许多人已成为中国法学领域的中坚力量，有评论称，他们撑起了中国法律的半壁江山。法院系统的有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官江必新（也是副院长），原司法部副部长、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胡泽君，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政界有湖南省省长周强、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张穹；学术领域如、梁治平、赵旭东、王敏远，等等。

　　“文革”期间西南政法停办，许多老师下放、判刑、到中学教书。但是期中有几位西南政法的老师很有心地搜集了这些老师的资料，学校复办后很快将这些老师召集回校，更幸运的是图书馆的藏书也没有散失。

　　不过，实际上很多老师已经停止教学多年了，甚至十几年没有教过法律。老师们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如何开始自己的教学，如何更新自己的知识。记得当时有位老师对他说：“其实我们是同学而不是师生关系。”他觉得很奇怪，问为什么，老师说“我是前一天晚上读了教科书，第二天再讲给你们听”。

　　老师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知识上的断裂，还有国外图书的缺乏、没有材、学科重建等问题。

　　西南政法的林向荣教授，1949年以前在台湾大学读哲学，1950年回到大陆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法律专业研究生，“文革”后他不断地翻译一些西方的资料和书，在内部传阅给老师和学生看。

　　当时只有商务出版社在出版法学方面的著作，没有专门的法律出版社。从1949年到1979年期间，用的话来说，只有两本半法学译著，“梅因的《古代法》，其实梅因超越了法学，因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会关注梅因。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本书也可以算作是社会理论和历史的书。再就是半本书，狄骥的《宪法论》只出版了第一卷，因文革没再出版后几卷”。对于前苏联的法学书，认为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含量。

　　学生用的教材几乎都是老师们自己编写的，当时的《法理》教材只有一种，是吉林大学编写的。全国性统编教材的出版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陆续推出的，由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主持，每个学科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些合适的学者一起编写而成，即《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

　　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左海聪是1984年进入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的，在他记忆中，那时法律已有热的迹象。不过当时中学老师并没有对成绩优秀的他推荐读法律专业，是他自己感觉法律有一些意思，加之外语成绩好，就报考这个专业。但左海聪肯定法律系是当年武汉大学录取分数最高的，而且班上有些同学的分数进入北大、复旦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各高校法律专业的招生分数就是最高的专业之一。

　　比起早几年BOB体育，左海聪进入武大时，法律系13门主干课都有了，只是教材还不齐备，如国际经济法没有教材，而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有教材，没有教材的只有老师编讲义，到他毕业时，由武大教授姚梅镇写的国际经济法教材才作为正式教材。武大1926年就设置了法律专业，因此有一部分有经验、专业的老教师。

　　左海聪和对1992年是法学专业的转变年这一点，观点非常一致，这一年正是同志南巡后，确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时。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市场经济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说BOB体育，此种认识的加深也促使随后各地高校更快建立法学专业。

　　有数据表明，短短七八年间，新增加法学专业100多家，设立法学专业的高校达到200多所。1997年高校全面并轨，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但高学费没有阻挡成千上万的人走进当时已是热门的法律院系。1999年，高校扩招。因办学成本很低，除了综合性大学法学院系和政法院校外，各类本科院校如财经、工科、农科、医科、水利、师范等院校也办有法律系。法学成为显学，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BOB体育。

　　与此同时，大学校园也和社会发生更多的关联，通过学者和媒体之间的交流，通过媒体和社会发生互动来探讨法学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媒体，让印象深刻的是法律学者的随笔类文章、专栏文章多了，不仅是《法制日报》，更多的大众传媒包括报纸和电视都有了法制类的专栏，电视台开设了法律频道，《社会经纬》、《今日说法》、《法制进行时》等节目中经常可看到法学学者的身影，这是一个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情景。他们一方面做了普及性的工作，另一方面，法学成为更多学生家长心目中的理想专业。

　　对法学教育来说，更重要的变革是法学专业的合并。曾宪义介绍，1997年1月成立的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简称教指委），主要是根据教育部当时提出的“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要求，在调查了全国20多个省市法学教育的基础上，组织著名专家学者对全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进行调减修订。

　　1997年10月在广东举行的全国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经过讨论后决定自1999年起将法学本科原有的专业合并为一个法学专业（可在高年级设置若干专业方向）、强化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的方案，这一方案在教育部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时被采纳。可以说，此后确立了法学本科专业教育的14门（现在为16门）核心课程，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课程体系。

　　左海聪任教多年，感觉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法学的教育培养。不过，中国政法大学老师施正文有不同看法，他是2002年到学校教书的，总体上认为本科阶段要学习更基础的内容，分专业自然是不合适，一方面和职业教育相区分，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坚实的专业基础。但施正文表示应当细化，这样的合并对综合性大学的法学专业影响较小，对政法院校冲击比较大，专业合并造成一些院系要合并，使得学校的管理和机构设置面临一些问题。

　　21世纪后，法学进入到蓬勃发展的阶段，另一方面，很难说清楚从哪一年开始，家长和学生开始对热门的法学谨慎起来。

　　法学专业飞速变化。至2007年底，设置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达613所，并有权授予法学学士学位，在校本科生近30万人。另外，近几年，一级学科中，法学就业率比以往明显下降。许多法科学子对自己的未来表示担忧。

　　近几年法学教育又出现了一个和30年前相似的情形。法学专业不需要太多的教学、科研及实验成本，大量扩增专业后，有些高校的法律专业是过去几个相关或者不相关的专业合并而成，新聘几名法学专业老师，加上其他专业的老师改行教授法学，于是就有了一些不具备法学专业的老师。其后果可想而知，学生不再是30年前的学生，环境也变了，当他们学不到真正的知识，自然增加了就业的困难。

　　说，他对此非常担忧，曾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借用了杨绛的父亲杨荫杭说的话：“法律文凭贱如粪土。”

　　施正文认为，造成现在此状况的重要原因是国内的法学教育的目标一直没有明确，是素质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是通才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注重法律条文的学习，对案列教学和实践以及职业技能不够重视。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的美国法学教育不但实行的是完全案例教学，而且没有本科。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呼吁学习美国模式。

　　施正文的观点是，国情决定不可能取消国内法学本科教学，但要考虑到适当减少和控制规模来适应社会的需求。法学院校应当分化，一方面要培养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在本科阶段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在定位上不能完全是职业教育，要和素质教育相结合。

　　担心的是人才质量参差不齐，“会存在一个很大的危机”。他认为，只有当学界、职业界本身走向成熟，才会使高校的教育不至于过滥。因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行业变成自治的、比较注重社会声望和职业的品质，他们建立一个高门槛，而这个门槛让一般的人不能进入，进入的都是优秀的人，进不去就无法就业，学生家长就会从理性的角度去思考要上就上最好的学校。

　　英国法律制度就一例，他们排斥自由竞争，尽量使每一个受到法律教育的人不仅仅在专业方面很优秀，而且在道德上很高尚。“目前中国的情况就是过多地生产法律职业者，导致法律职业者泛滥成灾，最终导致民众对于法律的市场失去信心，其结果可能断送法律事业。但愿不是危言耸听。”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也说出了一个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状况。

　　另一个现象也不容忽视，过去五院、五系格局近些年也在起一些变化，当然它们还是法学教育的主力军。只是，最近六七年整个法学界群雄并起，法学进入到一个重组的阶段，许多理工院校都引进不少知名法学学者，形成了较强的法学专业。如清华大学法学专业近10年的发展极快，2004年10月公布的第一次对全国80个一级学科的评估排序中，清华法学位列第9。而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也在加强法学专业的力量。这些对法学教育是利或者弊，对学生是好还是不好，其内在原因是什么，都只能在10年后才能作更为准确的分析。